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乘船考察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坝址——三斗坪。（资料图）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伴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人民政协何去何从”成为刚刚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的邓小平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一重要论述成为指导新时期人民政协恢复与新生、改革与发展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从五届全国政协到十一届全国政协，我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这一时期人民政协团结最广大的爱国统一战线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凝聚人心、汇聚共识、贡献力量；为刚刚恢复工作的人民政协建章立制；为人民政协自身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探索改革路。

紧扣改革发展主题凝心聚力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也是人民政协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人民政协在这一时期，始终坚持把服务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履职重点，积极投身改革，自觉服务改革，致力为改革凝聚人心、汇聚共识、贡献力量。

发生在1979年初的“五老火锅宴”，成为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和非公经济发展史的一段佳话。

“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邓小平在“五老火锅宴”上的这句话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工商界人士的态度，对后来非公经济的大发展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这是一次思想的解放，也是一次观念的更新，更是人民政协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组织作用，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为党的事业奠定了人心基础。

1984年冬天，全国政协与中共中央统战部共同召开了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统战、政协工作座谈会，指出，“今天统一战线离不开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离不开统一战线，两者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座谈会进一步提高了关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和迫切性的认识，更阐明了统战、政协工作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吹响了统战、政协部门全面投身改革开放大业的号角。

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政协如何凝心聚力、汇聚众智？三峡工程的建设历程，‌正是一次生动的实践过程，人民政协及其委员们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5年4月，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三次会议期间有167位委员就三峡工程建设问题提出17件提案。会后，全国政协组成专题调查组进行了为期40天的实地调查。在调查中，先后召开了40多次座谈会。此后，全国政协又多次组织视察调研工作，对三峡工程“是上还是不上，是早建还是缓建，是高坝还是低坝”等提出宝贵建议。

1988年9月13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民主协商会和在京经济专家座谈会，分别就《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征求意见。与会者对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继续深化改革，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为顺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需要，1993年，第八届全国政协特别增设了“经济界”，人们在全国政协委员名单里看到了新增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名单。

2000年，由全国政协主办以“经济全球化——亚洲与中国”为主题的“21世纪论坛”举行。

2001年7月2日，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理事会一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表明，人民政协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完善章程保障人民政协事业蓬勃发展

人民政协章程，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共同的行为准则，是各级政协设立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依据。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确保政协工作与时俱进，仅五届全国政协到十一届全国政协35年间，人民政协章程就历经5次修订——

1978年2月至3月召开的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是全国政协会议因“文化大革命”停开12年后召开的首次会议。会议对政协章程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政协章程对恢复和重建政协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某些内容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提法。

政协章程第二次修改由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在1982年12月召开的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这次修改，排除了上一次修改中“左”的错误理论和提法，规定：人民政协的性质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人民政协的任务是“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基础上，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实现我国各族人民的总任务而奋斗”；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政协章程第三次修改是在1994年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作出的。修改后的章程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问题，并注意吸收了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人民政协工作的新经验，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等重要内容，改写和补充了有关我国社会状况、人民政协任务的表述，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人民政协的任务方面增加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等新内容。

政协章程第四次修改是在2000年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作出的。这主要是与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相衔接，对一些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的提法进行修订。

2004年3月12日，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这是政协章程自1954年制定以来的第5次修改。

这次修改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人民政协的指导思想。二是对基本政治制度、政协性质、政协职能、政协两大主题进行完整的、准确的表述；三是对政协委员的条件、权力、义务做了明确规定；四是对政协履行职能的制度和程序进一步加以完善。

新章程的制定和修改呼应了时代需求，是人民政协勇立改革潮头，为国计民生献力献策的重大改革举措。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探索

如何保障恢复后的政协工作正常开展，从五届全国政协开始，在此后的35年时间里，历届政协为人民政协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进行了有益探索——

为调动党内党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力量，为现代化建设服务，1980年1月1日全国政协举行第一次新年茶话会。

新年茶话会，是辞旧迎新之际全国政协举办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各界人士代表畅谈友情、共商国是的重要平台。

此后，新年茶话会作为全国政协主办的重要政治活动每年举办一次。

1983年以后，在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的建议下，六届全国政协实行了建立主席办公会议、将过去大会期间临时设立的提案审查委员会改为常设的提案工作委员会、在组织上扩大参加单位、恢复大会发言等创新举措。

1989年1月党中央批转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在人民政协制度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党的十三大以后，以李先念同志为主席的第七届全国政协把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逐步实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经常化制度化作为一项重点任务提上了日程。

1993年3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为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

反映社情民意，是八届全国政协强化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在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领导下，通过制定《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反映社情民意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使这项工作进一步规范化。

2006年3月，十届全国政协期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颁布，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专门就人民政协工作颁发的文件，为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

在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推动下，同年12月，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次人民政协理论研讨会在京召开，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不断深入。

把加强思想理论建设，作为人民政协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的这一思路，在十届、十一届的交替中得到了延续。十一届全国政协共举办12次常委会专题学习讲座、11次在京委员学习报告会、37期全国政协委员学习研讨班和政协干部培训班。

2012年11月，“协商民主”第一次写入中共中央最高规格的文件。

……

从人民政协恢复工作到人民政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新时期的人民政协正让人民的意愿、民主的脚步，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稳步实现着。

恢复大会发言

大会发言是人民政协各参加单位、政协委员和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在全体会议期间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一种重要形式。

大会发言制度在“文革”时期一度中断，直到1983年，在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的倡导下才得以恢复，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表达观点、建言献策的重要平台，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体制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对自身政治道路的坚定自信。

邓颖超明确要求：“在协商前，要做好准备工作，使参加协商的各方面了解有关的情况和材料，并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考虑和酝酿。”对委员关心的问题，全国政协多次邀请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向政协委员们通报情况，通过文件形式向委员们分送有关资料。每年安排一次政协委员到各地视察，让委员针对性地了解实际情况。

1983年6月，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在小组发言的基础上恢复了大会发言这种形式。邓颖超一再嘱咐，要尽可能多安排一些委员在大会上发言，照顾到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人士。当年有9位委员在会上进行口头发言。之后，口头发言人数逐年增多，申请人数也是“水涨船高”。

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期间，共有127人次作口头、书面或联合发言。委员们的发言中肯，实事求是，对振兴经济和搞好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建议。

建言三峡工程

早在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中就提出兴建三峡工程设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加快编制长江流域规划和开展三峡工程研究。1980年7月，邓小平考察了三峡库区、三峡坝址和葛洲坝工程之后，建设三峡工程再次列入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85年3月25日至4月8日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期间，167位全国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问题单独或联合提出17件提案。当年5、6月，全国政协考察团实地考察了三峡地区，向中央提交了《三峡工程的论证应做出快上与缓上两种方案的比较》的报告，列举了投资、防洪、泥沙淤积、航运、发电、移民、安全七大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全国政协意见和建议，作出三项重要决策和部署：在1986年4、5月间，由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率队到三峡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将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决定重新开展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同年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由水电部组织各方面专家，进一步论证修改原来的可行性报告，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

自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以来，先后有34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了有关三峡工程的提案达600余件。这些提案建议就三峡工程方案进行充分论证，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成立了三峡工程论证委员会，50多位委员直接参加1988年到1991年长达三年论证和审查工作。提案建议使三峡工程方案论证更充分、更科学，为三峡工程的顺利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中国三峡集团决定，将政协视察报告、相关提案等一起汇编成书，永久存放在三峡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