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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南下 政治北上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北上！参加新政协！创立一个崭新的新国家！“五一口号”如一声春雷，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建立新中国的宣言书和动员令，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1948年5月5日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积极致电中共中央，表示赞同和响应“五一”号召，并通电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希望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尽管战火依然，尽管征途充满了风险，民主人士还是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奔向光明的北上之路。周恩来对中共香港分局提出硬性要求，运送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每条船都必须有共产党员护送：既然有危险，那共产党员就要和民主人士同舟共济。

中共香港分局成立了由方方、潘汉年、夏衍、连贯、饶彰风组成的五人领导小组，负责护送在港民主人士避开国民党特务和港英政府的眼线，北上解放区、筹建新政协。

1948年9月13日，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乘坐“波尔塔瓦号”货轮从香港起程。27日上午，“波尔塔瓦号”到达朝鲜的罗津港。29日，民主人士一行乘火车抵达哈尔滨，下榻马迭尔宾馆。

1948年11月23日，马叙伦、郭沫若等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乘“华中号”从香港起程，于12月3日在安东（今丹东）大东沟附近大王家岛登陆，6日入住沈阳铁路宾馆。

1948年12月26日夜，李济深等第三批民主人士乘苏联货轮“阿尔丹号”从香港维多利亚港起航北上。1949年1月7日上午，李济深一行抵达大连港，随后与前两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在沈阳铁路宾馆相聚。

1949年2月28日，“华中号”货轮从香港起航。在船上，民主人士每天自发组织晚会，叶圣陶在3月1日的晚会上出了一条谜语，谜面是“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打《庄子》一篇名，谜底即“知北游”。“知”系知识分子的简称。3月2日，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晚会结束时，谋全体唱歌，无他歌可唱，仍唱《义勇军进行曲》。”半年后，这首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

3月14日晚，黄炎培一行从香港乘挂挪威旗帜的DAVION号轮船起程。3月23日，黄炎培等在天津第二码头登陆，3月25日抵达北平火车站。

3月21日，载有250多人的“宝通号”货轮驶离香港。乘客中包括民主人士、文艺界人士、出席全国妇代会的代表和香港达德学院的50多名学生，是历次“北上”中人数最多的。27日，“宝通号”抵达天津第二码头。

5月5日深夜，100多位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乘太古轮船公司“岳州号”货轮驶离香港北上，于14日抵达天津塘沽，这是“北上”航程的尾声。

在中共中央运筹和部署下，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中共香港分局先后分20余批次，秘密运送1000多人北上解放区。

三次座谈 议“诸问题”

从1948年10月到11月，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各界民主人士在哈尔滨马迭尔宾馆召开了三次座谈会，商讨中共中央统战部拟定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其纲目分为新政协的召集问题、新政协的参加者问题、新政协的召开时间和地点问题、新政协应讨论的事项问题四项。

1948年10月21日，在马迭尔宾馆的会议室里，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约请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和朱学范等人举行第一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听取他们关于草案的意见。谭平山发言说：“新政协不是旧政协的还原……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社会贤达所组成的……这个新政协，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朱学范补充说：“新政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惟其如此，新中国才能强盛，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主张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才能得以真正的实现。”

1948年10月23日，根据沈钧儒的提议，高岗、李富春同各位民主人士进行了第二次座谈会。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是参加新政协的范围问题，大家一致赞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允许参加，并同意中共中央10月15日给中共东北局的电文中提到的“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

194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在研究几位驻马迭尔宾馆的民主人士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后给予回复。同时，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指示电中写道：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经由新政协会议产生。

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赶到马迭尔宾馆，将中共中央的上述答复同沈钧儒、谭平山等人举行第三次座谈会，并就有关事项再次商谈。此次座谈会上，高岗、李富春与各位民主人士就中共中央11月3日的答复进行商谈。大家表示完全同意，并提出新的两点建议：一、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等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人数6名；二、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11月21日，中共中央电复，同意上述两点意见。

后又经过几次座谈，并结合香港等方面讨论的情况和意见，11月25日，中共中央由高岗、李富春代表，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李德全和朱学范8人，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商定的主要内容有：一、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号召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共23个单位组成新政协筹备会，每单位参加人一至四人，会址设在哈尔滨。二、参加新政协的单位预拟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各单位等共计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代表人数为6人；拟在1949年召开。三、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各项专门问题。

194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致电中共上海局，将民主人士讨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各项意见转告他们，并将11月25日商谈的共同协议一并转发，供其研究并据此转告各有关方面。

至此，《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讨论结束，新政协的召开也已具备了共同的政治基础。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地点，由哈尔滨改为北平。

协商建国 共襄伟业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以他那诗化的语言，展望了这次会议将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涤荡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23个单位、134名代表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各单位代表参加小组办法》，选出了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周恩来代表常委会作关于三个月来的筹备工作的报告，并提议，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审议等项决议。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会议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意志，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作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重要决议，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完成全部议程后，宣告胜利闭幕。10月1日下午3时，30万军民齐集新中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五一口号”得到热烈响应

“五一口号”发表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1948年5月2日，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赞同召开新政协，赞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时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

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以实际行动响应“五一口号”。

5月23日，民主建国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决议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6月4日，在港的各界人士柳亚子、茅盾、章乃器等125人联合发表声明，赞同中共“五一口号”。接连几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九三学社等党派，也都先后分别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声明、宣言和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全国同胞书等。国外爱国华侨获悉“五一口号”，也纷纷表示拥护。

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纷纷举行讨论会、座谈会，撰写文章，贡献意见，研究办法，草拟各种方案，为召开新政协献计献策。大家在讨论新政协的活动中，增强了团结，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团结了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我党周围。

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事实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拉开了序幕。

会议定名

“五一口号”发布的内容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此时，还没有对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有一个明确的定名。

“五一口号”发布前，毛泽东于1948年4月27日写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的信中提到：“我党拟邀请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均可派遣代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重庆谈判，决定为组建新政府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旧政协”。“五一口号”发布后，为了区别旧政协，将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称为“新政协”。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中，对“新政协”有不同的称呼，有“政协会议”“新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会议”“人民民主政治协商会议”等。

1948年6月郭沫若发表《为新政协催生》、张伯驹发表《我们赞同迅速召开新政协》、沈志远发表《开展新政协运动》、陈演生发表《新政协之前提与任务》、邓初民《怎样响应新政协的号召》等，其中都提到了“新政协”这个概念。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为了给会议一个统一的名称，周恩来建议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加上“中国人民”四个字，并在8月22日完成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的初稿中，把“新政治协商会议”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在1949年9月17日举行的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新政治协商会议被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